党的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非常之高的地位：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用一个单设的篇章部分来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
的这四个第一次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报告清晰地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生态文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生态文明，不同于匍匐于大自然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更是对征服大自然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它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发展生产力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出现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深刻说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作用
报告不仅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本国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且还强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福祉。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生态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肩负起了推动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第三，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重要地位
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不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具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它或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或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生态文明在“五位一体”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生态文明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之前，包括在十七大上，我国已经提出了一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政策，但是一直没有提出一份完善的制度框架体系。报告在我国明确提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及社会制度建设之后，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提出了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
一是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报告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时，强调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这就是说，要改变现有的“唯gdp至上”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把单纯的强制性环境约束指标转变为有效衡量生态文明发展的考核标准，从根本上优化单纯gdp的评价体系。这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
二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这就是要按照区域经济差异建设生态文明。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我国陆地国土空间辽阔，但适宜开发的面积少。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用地，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及其他方面建设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必须走空间节约集约的发展道路。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发展不均衡，因此，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应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这样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
三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所反映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二是资源性产品对生态系统影响所体现的生态价值。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既要放开国家干预，让市场合理定价，还要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加上由国家确定其生态价值，即生态补偿。
四是建立排放（污）权交易制度。我国在排放（污）权交易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尤其是碳排放权的交易。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把碳市场作为碳减排的重要工具，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构建自己的碳交易市场。由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的大国，遭受了巨大的.国内外碳减排的压力，因此我国已经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了国家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东和湖北被确定为首批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并提出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基于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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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非常之高的地位：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用一个单设的篇章部分来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
的这四个第一次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报告清晰地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生态文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生态文明，不同于匍匐于大自然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更是对征服大自然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它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发展生产力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出现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深刻说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作用
报告不仅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本国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且还强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福祉。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生态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肩负起了推动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第三，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重要地位
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不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具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它或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或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生态文明在“五位一体”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生态文明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之前，包括在十七大上，我国已经提出了一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政策，但是一直没有提出一份完善的制度框架体系。报告在我国明确提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及社会制度建设之后，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提出了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
一是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报告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时，强调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这就是说，要改变现有的“唯gdp至上”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把单纯的强制性环境约束指标转变为有效衡量生态文明发展的考核标准，从根本上优化单纯gdp的评价体系。这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
二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这就是要按照区域经济差异建设生态文明。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我国陆地国土空间辽阔，但适宜开发的面积少。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用地，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及其他方面建设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必须走空间节约集约的发展道路。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发展不均衡，因此，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应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这样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
三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所反映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二是资源性产品对生态系统影响所体现的生态价值。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既要放开国家干预，让市场合理定价，还要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加上由国家确定其生态价值，即生态补偿。
四是建立排放（污）权交易制度。我国在排放（污）权交易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尤其是碳排放权的交易。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把碳市场作为碳减排的重要工具，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构建自己的碳交易市场。由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的大国，遭受了巨大的.国内外碳减排的压力，因此我国已经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了国家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东和湖北被确定为首批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并提出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基于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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