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曠達的詩詞風格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沉浮。面對生活的苦難，他始終表現出灑脱達觀的曠逸情懷，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讓千年之後的我們為之傾倒，本文就來分享一篇蘇軾曠達的詩詞風格，歡迎大家閲讀!

2000年，法國《世界報》評選了1000年的12位英雄，包括神聖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皇帝等，其中惟一入選的中國人是蘇軾。《世界報》用兩個整版的篇幅詳細介紹一箇中國人的生平，尚屬首次。蘇軾緣何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曾説：“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關、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蘇軾仕途坎坷，宦海沉浮，但他卻以曠達的人生態度向世人展示了其獨特的魅力，為後人留下厚重的精神財富。

一、探究曠達情懷產生的淵源

（一）性格的形成

要探索蘇軾的人生情懷，須瞭解其性格的早期形成。蘇洵對其二子的脾性甚是瞭解，這從他給二子的命名可知。他在《名二子説》中，闡明為子取名的緣由：“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是轍者，善處於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軾”是車廂前端供扶手的橫木，暴露於外。“轍”是車輪碾過的印跡，既無行車之功，也免翻車之禍。取“軾”以體現蘇軾率直外向的性格，取“轍”表示蘇轍的平和深沉。蘇洵的這個判斷在蘇軾、蘇轍身上得以應驗。蘇軾鋒芒外露，個性真摯坦率，“臨事必以正，不能俯抑隨俗”。蘇軾正直的性格與其家庭教育分不開，他的母親非常注重蘇軾的人格教育。在《宋史·蘇軾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蘇軾十歲時，“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暗，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從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少年時代就嚮往像範滂一樣，以天下為己任，報效國家，即使遇到困難挫折也決不逃避。

其弟蘇轍在為蘇軾所寫的墓誌銘中也提及蘇軾性格形成的一個原因，“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莊子曠達超脱、任性逍遙的思想促成了蘇軾“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性格的形成。正是這種性格，支撐着蘇軾在極度失意的仕途中卻從未倒下，用道家的超脱與曠達的精神主宰他的詞風。

（二）佛禪釋的影響

蘇軾詩詞所表現的寬闊胸襟與豁達態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蘇軾汲取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積極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為，引導他熱愛生活和人生；道家的無為和莊子的齊物論，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從容自如；佛家的靜達圓通，則啟迪他走向圓融和通達。

蘇軾從小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極深，自幼便“奮厲有當世志”，終身以“兼濟天下”為己任。他一生都執着於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時俗，不跟風，不苟從。無論新黨執政，還是舊黨當朝，他都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即便遭遇那麼多的磨難，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賦》)垂顧的期望一直未能消弭，為朝廷所用的執着也時時撞擊心扉。

在面臨官場的挫折與劫難後，蘇軾開始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在被貶黃州之後，基於對命運的反思，開始對佛教進行認真的研讀。在《答畢仲舉書》中，蘇軾説：“學佛老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所謂“靜”、“達”，就是身在黃州的蘇軾對佛學的期許，那象徵着佛教空靜與達觀的境界，就是既要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民生，又要在面臨人生失意之際，善於開解心結，轉換心態，勇於面對挫折磨難。道家的“真”，也是蘇軾評價一切的準則。蘇軾的主體人格有一種獨立於世的品質，一種超逸絕塵的性情，因而不苟於流俗。蘇軾樂天知命的思想來源於莊子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的觀點。知命，不是聽天由命，而是積極盡人事直到無可奈何而後已。樂天，是一種無信譽外物，不受外物所累，隨遇而安的處世觀。因而，素食一生既能竭盡人事，又能隨遇而安，無往而不樂。

二、解讀曠達情懷的內涵

“曠達”，是一種灑脱、達觀的人生態度，其內涵是指解脱、超越，改變固有的觀念，換個角度看問題，以一種超然的態度發現事物的美，獲得精神上的愉悦。蘇軾曠達情懷中難能可貴的是在三次貶謫、多次流放中仍表現出安然處之，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

（一）吟詠自然，享受清風明月般的恬然自安

蘇軾描寫大自然的詞，取材廣闊，意境深遠。在對大自然的吟詠中，也表現出擺脱自我、融入自然的曠達境界。“讓自己有限人生在大自然無始無終的運動中得到永恆；讓人生的種種苦惱在超乎現實的純美的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讓自己從與社會的種種矛盾中淨化出來，與大自然天造地設的規律相和諧。”（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

1．放情山水，忘懷物我

蘇軾因烏台詩案，謫貶黃州，住在臨皋亭。後來又在不遠處開墾一片荒地，種上莊稼樹木，名之曰“東坡”。對於經歷了一場嚴重政治迫害的蘇軾來説，他沒有被痛苦壓倒，而是表現出一種超人的曠達，一種不以世事縈懷的恬淡精神。他有時布衣芒屩，出入於阡陌之上；有時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間，他要從大自然中尋求美的享受，領略人生的哲理。

他在《西江月》中寫歸途所見：“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先説“照野”，突出地點明瞭月色之佳。用“瀰瀰”形容“淺浪”，就把春水漲滿，溪流汩汩的景象表現出來了。廣闊的天空還有淡淡的雲層。“橫空”，寫出了天宇之廣。野外是廣袤的，天宇是寥廓的，溪水是清澈的，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間仙境中，詩人忘卻了世俗的榮辱得失和紛紛擾擾，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這首小詞，反映蘇軾在黃州的放曠生活，寫景之中，處處有“我”，“我”之情懷，即在景中。寫於同時期的《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讀完上片，我們的眼前浮現出一位風神蕭散的人物，一位襟懷曠達、遺世獨立的“幽人”。在這安恬幽美的夜晚，他醉復醒，醒復醉，恣意所適；時間於他，三更，四更，無所不可；深夜歸來，敲門不應，坦然處之。清代王夫之《姜齋詩話》説：“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對於歷盡宦海沉浮、九死一生的蘇軾來説，現在置身於這寧靜、曠闊的大自然中，物我兩忘，自然超適。

2．寄寓物象，彰顯人格

蘇詞詠物，不但重形似，而且重神似，不但能寫出物象，而且能寫出高遠寄託和曠達情懷。蘇軾詞中常詠月、詠梅、詠鴻，用這些寓意高遠的自然物象來表現自己傲世獨立的曠達之情。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紅梅》)詞中把紅梅人格化，也是蘇軾的'自我獨白。他發掘和昇華了自然界所塑造的梅花凌寒不屈、迎風斗雪的品格——“梅格”，即使泛點紅色，但冰容玉質未肯迎合時俗。蘇軾將自己的人生體驗和主觀感受融入到對梅花的描寫中，把自身的思想和人生理想寓於“梅”的形象之中，讓“梅”成為自己人生際遇和人格的代言物。蘇軾還借孤鴻表明心志，“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這裏用孤鴻襯托，足以表達其“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張惠言《詞選序》語）。“孤鴻”不僅表現了某種人生哲理，而且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具體地説，孤鴻的超世拔俗、高舉獨行正是詞人自我人格的寫照，同時也藴含了一種人生如幻的哲理，“杳杳而沒，不計東西”。還有透露出人生只是個悠悠長途，所經所歷不過是鴻飛千里行程中的暫時歇腳，不是終點和目的地，總有希望和未來。可見，蘇軾在承認人生悲哀的前提下，又始終追求人生的自由；在面對人生的缺憾時，會提出了強烈而美好的願望，即“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二）躬自反省，積極探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在錯綜複雜的北宋政局中，作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蘇軾成為新黨圍攻的目標，遭遇了人生的劫難。被貶黃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低谷，卻也是他精神歷程中的一次昇華。蘇軾一方面積極解決生活中的困難，一方面認真反思性格上的弱點，“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書)他要努力使自己成為艱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隸，他要努力創造出興味盎然的生活。例如：“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原是生活中一件極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層藴含，卻是詞人的處世態度。詞的上片寫冒雨而行的心情，在鋪天蓋地的驟雨襲擊下，詩人仍是那樣的安閒自若：“一蓑煙雨任平生”，活脱出一個履險如夷、泰然自處、任天而動的仙人形象。詞下片寫雨後景物和感受，驟雨已過，雲開天晴，春風料峭，夕陽斜照，而酒意早已飄散。“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表現出蘇軾不畏人生坎坷，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懷。

也正因為這種情懷，從元豐五年七月到十月，蘇軾在黃州赤壁的三次歌詠，成為千古絕唱。《前赤壁賦》中的一番主客對話：“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裏詩人用明月和江水比喻人生，揭示人生的兩方面：一方面，生命渺小、短暫，不可挽救的逝去；另一方面，生命又是永恆的。江水東流，明月虧缺，但是水流不斷，月缺又月圓。每個生命都與江水、明月一樣長存天地。蘇軾走出了歷代文人對人生短暫的感傷，領悟到只要將自己的每一分投入到自然界無限的境界中，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抒寫用心咀嚼的文字，便是永生、永恆。古人曾説：“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對於此時的蘇軾來説，立言成為他在黃州時期實現不朽價值的重要途徑。因此，身在逆境，他總能把稍縱即逝的感受，把對人生堅定不渝的信念賦予不朽的藝術形式，使之永留人間，使生命煥發光輝。

（三）通達事理，營建自得其樂的精神家園

蘇軾遇事通達，能從多角度用變化的眼光看問題，使自己不陷於政治的漩渦、不沉於苦難的深淵，表現出一種理性的追求。

被貶惠州、儋州意味着蘇軾的命運再次遭受重大的挫折。環境更加險惡，生活更加艱難，但是他通曉事理的睿智和善於變換角度看問題的聰明，賦予了他解脱憂患的非常人所及的能力，“超然自得，不改其樂”(《與元老侄孫書》)，林語堂亦稱他為“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憂患來臨，一笑置之”。如果説當年被貶黃州之時，蘇軾還有東山再起的鬥志和希望，此時一貶再貶，他早已將生死得失置之度外。蘇軾明白，在人生敗落低迷的極點上，必須做終極的人生思考方能解脱自己的心靈，超脱現實的苦難。蘇軾頓悟，人生並非只能一味地往上爬升，暫停腳步，欣賞沿途風景，也無不可。因此在晚年備嘗艱苦，九死一生之際，他筆下的春景仍富有生機與活力：“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減字木蘭花》)海南島在宋時被目為蠻瘴僻遠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所詠，多是面對異鄉荒涼景色，興起飄零流落的悲感。而蘇軾此詞卻以歡快跳躍的筆調，呈現出不同的景象。“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與此意留蠻荒。他年誰與作地誌，海南萬里真吾鄉。”(《九疑吟》)蘇軾與其他逐客不同，他對異地風物不是排斥、敵視，而是懷着第二故鄉的感情。即此一端，亦可見詞人確實做到了“此心安處是吾鄉”，自我拓展了享受人生樂趣的心靈空間和營建了自得其樂的精神家園。

綜觀蘇軾一生，正如其自嘲：“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繫之舟，問汝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雖然一生坎坷，但他始終表現出灑脱曠達的精神。現在看來，即便遙隔近十個世紀，蘇軾的至理哲語，依然親切如昨，仍具現實的生命力，在人生不同的心境裏，都會折射出智慧、曠達、欣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