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經常看到散文吧？散文對作者主觀感情的要求是所有文體中僅次於詩歌的。那麼問題來了，怎樣才能完成一篇優秀的散文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汪曾祺經典散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會館、祠堂、學校，只有新校舍是聯大自建的，也是聯大的主體。這裡原來是一片墳地，墳主的後代大都已經式微或他徙了，聯大徵用了這片地並未引起麻煩。有一座校門，極簡陋，兩扇大門是用木板釘成的，不施油漆，露著白茬。門楣橫書大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門是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連下雨，泥濘沒足，極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為東西兩區。
路以西，是學生宿舍。土牆，草頂。兩頭各有門。窗戶是在牆上留出方洞，直插著幾根帶皮的樹棍。空氣是很流通的，因為沒有人愛在窗洞上糊紙，當然更沒有玻璃。昆明氣候溫和，冬天從窗洞吹進一點風，也不要緊。宿舍是大統間，兩邊靠牆，和牆垂直，各排了十張雙層木床。一張床睡兩個人，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沒有留心過這樣的宿舍共有多少間。我曾在二十五號宿舍住過兩年。二十五號不是最後一號。如果以三十間計，則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聯大學生三千人，工學院住在拓東路迤西會館；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計起來，可以住得下。學生並不老老實實地讓雙層床靠牆直放，向右看齊，不少人給它重新組合，把三張床拼成一個U字，外面掛上舊床單或釘上紙板，就成了一個獨立天地，屋中之屋。結鄰而居的，多是談得來的同學。也有的不是自己選擇的，是學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號宿舍住的時候，睡靠門的上鋪，和下鋪的一位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他是歷史系的，姓劉，河南人。他是個農家子弟，到昆明來考大學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擔行李走來的。——到昆明來考聯大的，多數是坐公共汽車來的，乘滇越鐵路火車來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來的。物理系有個姓應的學生，是自己買了一頭毛驢，從西康騎到昆明來的。我和歷史系同學怎麼會沒有見過面呢？他是個很用功的老實學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樹林裡去讀書。我是個夜貓子，天亮才回床睡覺。一般說，學生搬床位，調換宿舍，學校是不管的，從來也沒有辦事職員來檢視過。有人佔了一個床位，卻終年不來住。也有根本不是聯大的，卻在宿舍裡住了幾年。有一個青年小說家曹卣，——他很年輕時就在《文學》這樣的大雜誌上發表過小說，他是同濟大學的，卻住在二十五號宿舍。也不到同濟上課，整天在二十五號寫小說。
桌椅是沒有的。很多人去買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個肥皂箱就夠用了。上面一個，面上糊一層報紙，是書桌。下面兩層放書，放衣物，這就書櫥、衣櫃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來學士在這樣的肥皂箱桌面上寫出了洋洋灑灑的論文。
宿舍區南邊，校門圍牆西側以裡，是一個小操場。操場上有一副單槓和一副雙槓。體育主任馬約翰帶著大一學生在操場上上體育課。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襯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條獵褲，從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紅潤，連光禿禿的頭頂也紅潤，腦後一圈雪白的鬈髮。他上體育課不說中文，他的英語帶北歐口音。學生列隊，他要求學生必須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輕時就有點駝背，始終沒有straight起來。
操場上有一個籃球場，很簡陋。遇有比賽，都要臨時畫線，現結籃網，但是很多當時的籃球名將如唐寶華、牟作雲……都在這裡展過身手。
大路以東，有一條較小的路。這條路經過一個池塘，池塘中間有一座大墳，成為一個島。島上開了很多野薔薇，花盛時，香撲鼻。這個小島是當初規劃新校舍時特意留下的。於是成了一個景點。
往北，是大圖書館。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頂建築。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學生在外面等著。一開門，就爭先進去，搶座位（座位不很多），搶指定參考書（參考書不夠用）。晚上十點半鐘。圖書館的電燈還亮著，還有很多學生在裡面看書。這都是很用功的學生。大圖書館我只進去過幾次。這樣正襟危坐，集體苦讀，我實在受不了。
圖書館門前有一片空地。聯大沒有大會堂，有什麼全校性的集會便在這裡舉行。在圖書館關著的大門上用摁釘摁兩面黨國旗，也算是會場。我入學不久，張清常先生在這裡教唱過聯大校歌（校歌是張先生譜的曲），學唱校歌的同學都很激動。每月一號，舉行一次“國民月會”，全稱應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可是從來沒有人用全稱，實在太麻煩了。國民月會有時請名人來演講，一般都是梅貽琦校長講講話。梅先生很嚴肅，面無笑容，但說話很幽默。有一陣昆明鬧霍亂，梅先生勸大家不要在外面亂吃東西，說：“有一位同學說，‘我吃了那麼多次，也沒有得過一次霍亂。’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開國民月會時，沒有人老實站著，都是東張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發現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太陽竟是十三隻角（按規定應是十二隻）！
“一二·一慘案”（槍殺三位同學、一位老師）發生後，大圖書館曾佈置成死難烈士的靈堂，四壁都是輓聯，靈前擺滿了花圈，大香大燭，氣氛十分肅穆悲壯。那兩天昆明各界前來弔唁的人絡繹於途。
大圖書館後面是大食堂。學生吃的飯是通紅的糙米，裝在幾個大木桶裡，盛飯的瓢也是木頭的，因此飯有木頭的氣味。飯裡什麼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稱為“八寶飯”。八個人一桌，四個菜，裝在醬色的粗陶碗裡。菜多鹽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還有一種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涼粉似的東西。
大圖書館的東面，是教室。土牆，鐵皮頂。鐵皮上塗了一層綠漆。有時下大雨，雨點敲得鐵皮丁丁當當地響。教室裡放著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製的。右手有一塊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隨便搬動，從這間教室搬到那間。吳宓先生上“紅樓夢研究”課，見下面有女生沒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頗有騎士風度的男同學於是追隨吳先生之後，也去搬。到女同學都落座，吳先生才開始上課。
我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不愛上課。有的教授授課是很嚴格的。教西洋通史（這是文學院必修課）的是皮名舉。他要求學生記筆記，還要交歷史地圖。我有一次畫了一張馬其頓王國的地圖，皮先生在我的地圖上批了兩行字：“閣下所繪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第一學期期終考試，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學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這樣兩學期平均，才能及格，這怎麼辦？到考試時我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一個坐在我的左邊，一個坐在我的右邊。坐在右邊的同學姓鈕，左邊的那個忘了。我就抄左邊的同學一道答題，又抄右邊的同學一道。公佈分數時，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還有富餘！
朱自清先生教課也很認真。他教我們宋詩。他上課時帶一沓卡片，一張一張地講。要交讀書筆記，還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課，因此朱先生對我印象不佳。
多數教授講課很隨便。劉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選》，一個學期才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
聞一多先生上課時，學生是可以抽菸的。我上過他的“楚辭”。上第一課時，他開啟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邊紙筆記本，抽上一口煙，用頓挫鮮明的語調說：“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他講唐詩，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絡起來講。這樣講唐詩，別的大學裡大概沒有。聞一多先生的課都不考試，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
唐蘭先生教詞選，基本上不講。打起無錫腔調，把詞“吟”一遍：“‘雙鬢隔香紅啊——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算講過了。
西南聯大的課程可以隨意旁聽。我聽過馮文潛先生的美學。他有一次講一首詞：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頭，
吳山點點愁。
馮先生說他教他的孫女念這首詞，他的孫女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點頭”，他舉的這個例子我一直記得。
吳宓先生講“中西詩之比較”，我很有興趣地去聽。不料他講的第一首詩卻是：
一去二三裡，
煙村四五家，
樓臺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課，書倒真也讀了一些。中文系辦公室有一個小圖書館，通稱系圖書館。我和另外一兩個同學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看書。系辦公室的鑰匙就由我們拿著，隨時可以進去。系圖書館是開架的，要看什麼書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這些麻煩手續。有的同學看書是有目的有系統的。一個姓範的同學每天摘抄《太平御覽》。我則是從心所欲，隨便瞎看。我這種亂七八糟看書的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我覺得這個習慣挺好。夜裡，系圖書館很安靜，只有哲學心理系有幾隻狗怪聲嗥叫——一個教生理學的教授做實驗，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經結紮起來，狗於是怪叫。有一天夜裡我聽到牆外一派鼓樂聲，雖然悠遠，但很清晰。半夜裡怎麼會有鼓樂聲？只能這樣解釋：這是鬼奏樂。我確實聽到的，不是錯覺。我差不多每夜看書，到雞叫才回宿舍睡覺。——因此我和歷史系那位姓劉的河南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
新校舍大門東邊的圍牆是“民主牆”。牆上貼滿了各色各樣的壁報，左、中、右都有。有時也有激烈的論戰。有一次三青團辦的壁報有一篇宣傳觀點的文章，另一張“群社”編的壁報上很快就貼出一篇反駁的文章，批評三青團壁報上的文章是“咬著尾巴兜圈子”。這批評很尖刻，也很形象。“咬著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對這一警句還記得十分清楚。當時有一個“冬青社”（聯大學生社團甚多），頗有影響。冬青社辦了兩塊壁報，一塊是《冬青詩刊》，一塊就叫《冬青》，是刊載雜文和漫畫的。馮友蘭先生、查良釗先生、馬約翰先生，都曾經被畫進漫畫。馮先生、查先生、馬先生看了，也並不生氣。
除了壁報，還有各色各樣的啟事。有的是出讓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讓的衣物就放在大門旁邊的校警室裡，可以看貨付錢。也有尋找失物的啟事，大都寫著：“鄙人不慎，遺失了什麼東西，如有撿到者，請開示姓名住處，失主即當往取，並備薄酬。”所謂“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學貼出啟事：“尋找眼睛。”另一位同學在他的啟事標題下用紅筆畫了一個大問號。他尋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鏡”。
新校舍大門外是一條碎石塊鋪的公路。公路兩邊種著高高的柚加利樹（即桉樹，雲南到處皆有）。
公路北側，挨新校的圍牆，每天早晨有一溜賣早點的攤子。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煎雞蛋餅。一個瓷盆裡放著雞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攤在平鐺上，煎熟，加一把蔥花。廣東老太太很捨得放豬油。雞蛋餅煎得兩面焦黃，豬油吱吱作響，噴香。一個雞蛋餅直徑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饞。
晚上，常有一個貴州人來賣餛飩麵。有時餛飩皮包完了，他就把餛飩餡撥在湯裡下面。問他：“你這叫什麼面？”貴州老鄉毫不遲疑地說：“桃花面！”
公路對面常有一個賣水果的。賣桃子，“面核桃”和“離核桃”，賣泡梨——棠梨泡在鹽水裡，梨肉轉為極嫩、極脆。
晚上有時有云南兵騎馬由東面馳向西面，馬蹄鐵敲在碎石塊的尖稜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裝置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聞一多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一多先生參加步行，萬里長征，他把鬍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鬚。他的鬍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鬍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脣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菸斗，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一多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雲南後，先在蒙自呆了一年。聞一多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裡。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於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一多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一多先生總不下樓。
西南聯大校舍安排停當，學校即遷至昆明。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一多先生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一多先生點燃菸斗，我們能抽菸的也點著了煙（聞一多先生的課可以抽菸的），聞一多先生開啟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一多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製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型略長，一筆不苟。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一多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只有兩句“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一多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一多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一多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一多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一多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傑、大曆十才子、《河嶽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絡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裡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絡。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一多先生講唐詩的妙悟，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一多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於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只於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一多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後，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只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鑑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云亦云，只抄書，無創見。
瓶花收拾起檯布上細碎的影子。瓷瓶沒有反光，溫潤而寂靜，如一個人的品德。瓷瓶此刻比它抱著的水要略微涼些。窗簾因為暮色渾染，沉沉靜垂。我可以開燈。開開燈，燈光下的花另是一個顏色。開燈後，燈光下的香氣會不會變樣子？可做的事好像都已做過了，我望望兩隻手，我該如何處置這個？我把它藏在頭髮裡麼？我的頭髮裡儲存有各種氣味，自然它必也吸取了一點花香。我的頭髮，黑的和白的。每一遊塵都帶一點香。我洗我的頭髮，我洗頭髮時也看見這瓶花。
天黑了，我的頭髮是黑的。黑的頭髮傾瀉在枕頭上。我的手在我的胸上，我的呼吸振動我的手。我念了念我的名字，好像呼喚一個親呢朋友。
國小校裡的歡聲和校園裡的花都融解在靜沉沉的夜氣裡。那種聲音實在可見可觸，可以供諸瓶幾，一簇，又一簇。我聽見鐘聲，像一個比喻。我沒有數，但我知道它的疾徐，輕重，我聽出今天是西南風。這一下打在那塊鑄刻著校名年月的地方。校工老詹的汗把鍾繩弄得容易發潮了，他換了一下手。掛鐘的鐵索把兩棵大冬青樹幹拉近了點，因此我們更不明白地上的一片葉子是哪一棵上落下來的；它們的根鬚已經彼此要呵癢玩了吧。又一下，老詹的酒瓶沒有塞好，他想他的貓已經看見他的五香牛肉了。可是又用力一下。鞦韆索子有點動，他知道那不是風。他笑了，兩個矮矮的影子分開了。這一下敲過一定完了，鍾繩如一條蛇在空中擺動，老詹偷偷地到校園裡去，看看校長寢室的.燈，掐了一枝花，又小心又敏捷：今天有人因為愛這枝花而被罰清除花上的蚜蟲。“韻律和生命合成一體，如鐘聲”。我活在鐘聲裡。鐘聲同時在我生命裡。天黑了。今年我二十五歲。一種荒唐繼續荒唐的年齡。
十九歲的生日熱熱鬧鬧地過了，可愛得像一種不成熟的文體，到處是希望。酒鬧人散，庭堂裡只剩餘一枝紅燭，在銀燭臺上。我應當挾一挾燭花，或是吹熄它，但我什麼也不做。一地明月。滿官明月梨花白，還早得很，什麼早得很，十二點多了！我簡直像個女孩子。我的白圍巾就像個女孩子的。該睡了，明天一早還得動身。我的行李已經打好了，今天我大概睡那條大紅綾子被。
一早我就上了船。
弟弟們該起來上學去了。我其實可以晚點來；跟他們一齊吃早點，即使送他們到學校也不誤事。我可以聽見打預備鍾再走。
靠著艙窗，看得見碼頭。堤岸上白白的，特別乾淨，風吹起鞭炮紙。賣餅的鋪子門板上錯了，從春聯上看得出來。誰，大清早騎驢子過去的？臉好熟。有人來了，這個人會多給挑夫一點錢，我想。這個提琴上流過多少音樂了，今天晚上它的主人會不會試一兩支短曲子。夥，這個箱子出過國！旅館老闆應當在報紙上印一點詩，旅行人是應當讀點詩的。這個，來時跟我一齊來的，他口袋裡有一包胡桃糖，還認得我麼？我記得我也有一大包胡桃糖，在箱子裡，昨天大姑媽送的。我送一塊糖到嘴裡時，聽見有人說話：
“好了，你回去吧，天冷，你還有第一堂課。”
“不要緊，趕得及；孩子們會等我。”
“老詹第一課還是常晚打五分鐘麼？”
“什麼？——是的。”
岸上的一個似乎還想說什麼，嘴動了動，風大，想還是留到寫信時說。停了停，招招手說：
“好，我走了。”
“再見。啊呀！——”
“怎麼？”
“沒什麼。我的手套落到你那兒了。不要緊。大概在小茶几上，插梅花時忘了戴。我有這個！”
“找到了給你寄來。”
“當然寄來，不許昧了！”
“好小器！”
岸上的笑笑，又揚揚手，當真走了。風技下她的一綹頭髮來了，她已經不好意思歪歪地戴一頂絨線帽子了。誰教她就當了老師！她在這個地方待不久的，多半到暑假就該含一汪眼淚向學生告別了，結果必是老校長安慰一堆小孩子，連這個小孩子。我可以寫信問弟弟：“你們學校裡有個女老師，臉白白的，有個酒渦，喜歡穿藍衣服，手套是黑的，邊口有灰色橫紋，她是誰，叫什麼名字？聲音那麼好聽，是不是教你們唱歌？——”我能問麼？不能，父親必會知道，他會親自到學校裡看看去。年紀大的人真沒有辦法！
我要是送弟弟去，就會跟她們一路來。不好，老詹還認得我。跟她們一路來呢，就可以發現船上這位的手套忘了，哪有女孩子這時候不戴手套的。我會提醒她一句。就為那個顏色，那個花式，自己挑的，自己設計的，她也該戴。——“不要緊，我有這個！”什麼是“這個”，手籠？大概是她到伸出手來搖搖時才發現手裡有一個什麼樣的手籠，白的？我沒看見，我什麼也沒看見。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在船上。梅花，梅花開了？是硃砂還是綠尊？校園裡舊有兩棵的。波——汽笛叫了。一個小輪船安了這麼個大汽笛，豈有此理！我躺下吃我的糖。
“老師早。”
“小朋友早。”
我們像一個個音符走進譜子裡去。我多喜歡我那個棕色的書包。蠟筆上沾了些花生米皮子。小石子，半透明的，從河邊撿來的。忽然摸到一塊糖，早以為已經在我的嘴裡甜過了呢。水泥臺階，乾淨得要我們想洗手去。“貓來了，貓來了。”“我的馬兒好，不喝水，不吃草。”下課鐘一敲，大家噪得那麼野，像一簇花突然一齊開放了。第一次棲來這個園裡的樹上的鳥嚇得不假思索地便鼓翅飛了，看看別人都不動，才又飛回來，歪著腦袋向下面端詳。我六歲上幼稚園。玩具櫥裡有個Joker至今還在那兒傻傻地笑。我在一張照片裡騎木馬，照片在粉牆上發黃。
百貨店裡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們幼稚園的老師。她把頭髮梳成聖瑪麗的樣子。她一定看見我了，看見我的校服，看見我的受過軍訓的特有姿勢。她裝作專心在一堆紗手巾上。她的臉有點紅，不單是因為低頭。我想過去招呼，我怎麼招呼呢2到她家裡拜訪一次？學校寒假後要開展覽會吧，我可以幫她們剪紙花，扎蝴蝶。不好，我不會去的。暑假我就要考大學了。
我走出艙門。
我想到船頭看看。我要去的向我奔來了。我抱著胳臂，不然我就要張開了。我的眼睛跟船長看得一般遠。但我改了主意。我走到船尾去。船頭迎風，適於夏天，現在冬天還沒有從我語言的惰性中失去。我看我是從哪裡來的。
水面簡直沒有什麼船。一隻鸕鶿用青色的腳試量水裡的太陽。岸上柳樹枯乾子裡似乎已經預備了充分的綠。左手珠湖籠著輕霧。一條狗追著小輪船跑。船到九道灣了，那座廟的朱門深閉在透迄的黃培間，黃牆上面是藍天下的蒼翠的柏樹。冷冷的是寶塔簷角的鈴聲在風裡搖。
我是個不那麼喜歡讀書的中文系的學生，自然，也就不大喜歡主動去看一些小說、詩歌和文章。但在一次偶然的去圖書館休息的時間裡，隨手從書架上拿下來一本書，是一本人物傳記類書籍。作者是汪曾祺的三個兒女，書名是《老頭兒汪曾祺》。
從這本書裡，提到了小時候，大概是三四年級左右的年紀，語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那是汪曾祺的作品。是一篇散文。之前雖有聽說汪曾祺是個著名的作家，但並沒有去看過他的一些作品。而此時突然提到這位作家，使我產生了一些想去看看他都寫了什麼東西的想法。於是，在這個初衷下，我閱讀了他的一些散文，小說作品。
他是沈從文的弟子。“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文作品，在我看來，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獨樹一幟，特別具有一番與別人不同的韻味。汪曾祺散文給我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語言、文字。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語言風格是受到了歸有光的極大影響。後來我瞭解到，歸有光的散文最大特點，就是白描，近乎於通篇的白描寫作。汪曾祺受其影響，語言中，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話。有人評價汪曾祺的語言說是“把白話白到了家”。然而，讀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顯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帶有的那種文人雅氣。二者得到了某種平衡和協調之後，顯示出了獨特的藝術魅力。就像在《花園》中，他說“沒當家像一個概念一樣浮現於我的記憶之上，它的顏色是最深沉的”，“當然我嘴裡是含著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無的水紅色是一種自然的巧合”，整篇文章讀下來，卻使人忍俊不禁，內心平和，恬淡而又不乏感動，如最後他說“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像個大人了，天氣鬱悶，心上另外又有一點小事使我睡不著，半夜到園裡去。一進門，我就停住了。我看見一個火星。咳嗽一聲，招我前去，原來是我的父親。他也正因為睡不著覺在園中徘徊。他讓我抽一支菸（我剛會抽菸），我搬了一張藤椅坐下，我們一直沒有說話。那一次，我感覺我跟父親靠得近極了。”
汪曾祺曾說，他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他的語言，平淡中出於絢爛，人人看了都能明白，都能看懂。我想。這一點，他跟他的老師沈從文真是像極了。雖然樸素，但那是一種文學修辭，文學語言，不是方言。沒有在語言上的研究的本領，是寫不出那樣的文字的。
第二個特點，則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於從小處寫起，以小見大。他似乎特別擅長於從生活中的瑣碎小事中取材，寓巧於拙，表達真摯的感情，。正如小時候學過的那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裡，“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而在“母親”去世後，“父親”“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裡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肷。”於是，“父親”對“母親”的深沉的眷戀，和感情清晰地展露在我們眼前，讓人讀了深深為之感動。而“父親”在一旁給十七歲的“我”瞎出主意寫情書的場景，則更是讓“父親”隨和，溫暖的形象深入人心。這些都是一些細瑣的小事，但由汪曾祺這麼一寫出來，便顯得感情真摯，動人。整篇文章中都是從身邊小事寫起。雖然平淡，卻從點點滴滴中流露出對孩子們的親近、理解、包容和友善，從父親願意放低身段，與兒子稱兄道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願意讓自己真正地走進孩子的內心，真正的融入到孩子們的世界，並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孩子們的人。他總是用自己智慧靈巧的雙手和熱切呵護的愛心，為孩子們營造出神異快樂的童話世界，他給孩子們帶來的永遠是水晶一樣靈動明淨的琉璃世界。
汪曾祺是迄今為止爭議最小的當代作家：他的美學氣質、作品的審美價值、文學史意義得到評論界、創作界的一致肯定。他以散文筆調寫小說，寫出了家鄉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於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於平淡中顯現奇崛，情韻靈動淡遠，風致清逸秀異。他的小說《受戒》、《大淖紀事》、《陳小手》都是當代文壇的經典名篇，對於他的小說吸收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京派小說風範評論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且他的小說那種淡泊恬淡的田園感受，也讓很多讀者流連忘返。我個人就非常喜歡他的小說，比如看過《受戒》腦子裡經常會浮現小和尚和一個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畫面，也經常會想到兩個天真少年在岸邊留下的那一對小腳丫。今天我們就來重點探討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數都寫得隨意感性又興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義上的隨筆。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隨隨便便、任心閒話、興之所至的的閒話。他自己曾說，散文是一個大類，也說自己實在無法區分散文和隨筆，於是將自己作品中稍長的稱為散文，短的稱為隨筆。——《汪曾祺散文隨筆集》自序。他的散文題材非常廣泛：個人經歷、天文地理、民情風俗、飲食男女、街頭巷議、人生世相、文壇曲藝等等無不可以入文。《文集自序》“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認為散文是一種見性情，見人品，見功底的文體。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於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其實“隨緣任運”是汪曾祺所有作品體現出來的一種風格。代表的有《隨遇而安》、《猴年說命》、《平心靜氣》、《覓我遊蹤五十年》、《我的創作生涯》、《自報家門》、《認識到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老年的愛憎》等。他在《隨遇而安》中開篇就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這是對過去苦難的一種淡泊的心境，接著文章中既無悽楚之詞，亦無憤懣之聲，倒是寫了在下放勞動過程中接觸到的民情樂趣。他說“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每一個上場的人都只是角色。”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清醒。張愛玲曾經說過“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而且也有這樣一句名言：“眼因流多淚水而愈清明，心因飽經憂患而愈溫厚。”
汪曾祺或許就是達到了這種淡泊的溫厚，當然這也是一種智慧的象徵。他在《老年的愛憎》中講到“通達”，認為這是對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徹，不太容易著急生氣發牢騷的狀態。而且他也區分了通達和冷漠、悠閒，他說“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動感情的人，我不喜歡那種口不臧否人物，決不議論朝政，無愛無憎，無事無非，膽小怕事，除了豬肉白菜的價錢什麼也不關心的離退休老幹部。”我們閱讀感受的確是“淡”的，但同時汪曾祺的血脈又是“不淡”的，汪曾祺的淡泊和通達是一種人生境界，是一個藹然仁者的風範。正如他形容自己的恩師沈從文的話：“淡泊不是人的品德，而是一種境界”。汪曾祺的隨緣任運還表現在他熱衷於回憶童年的生活：童年是一個長長的節日，金色童年是所有不幸的成年人的天堂。而且他說：“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作家，童年生活是起決定作用的。”他在回憶自己童年的天真無邪的生活時永遠清澈純美，反映了整個人的生活態度，無論經歷什麼，都不虛無、不絕望。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塗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隻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我想汪曾祺吸引我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時刻在追求著一種快樂、幸福的生存狀態，返樸歸真、情趣盎然
汪曾祺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希望溶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散文方面表現在《泰山片石》、《翠湖心影》等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崇高、偉大的近似偏激的情緒。“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汪曾祺坦言“我的感情無非三種：憂傷、歡樂和嘲諷”這與他追求的和諧也是十分合拍的。三種感情都很溫和。他在《我是一箇中國人》中談到，“我是一箇中國人，那麼就必須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思想。”用一句話概括我的思想：“我是一箇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這首先表現在對人的尊重上，汪曾祺這樣解釋自己的人道主義，即“用充滿溫情的眼睛看人，發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詩意，努力去感覺周圍生活的生意盎然，懷著碧綠透明的幽默感”比如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和《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給自己的兒子和孫子講自己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講的老淚縱橫。“因此我覺得我的祖父是個人”以及他在作品中寫到的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他寫的家常小吃。就這樣於平淡樸實的生活中寫出人生的哲理。
汪曾祺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有許多民俗文化背景，比如《受戒》裡的廟，《大淖記事》裡的大淖等，這些環境和人文民俗都構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至於他的散文中就更多了，他寫了故鄉的歷史文化名人，故鄉的鄉親，故鄉的廟宇，故鄉的河湖，故鄉的元宵節等節日風俗，故鄉的特產，故鄉的野菜等等，而且他也寫了好多自己去過的地方的風俗，比如昆明，比如張家口，甚至美國，他說：“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是怎樣寫出來的》他稱自己是“通俗抒情詩人”，他寫的清風白水、竹籬茅舍無不帶有特定的文化內涵。高中語文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衚衕文化》。作者在開頭部分總說衚衕和文化二者之間的關係，“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後分說，先說衚衕，說到衚衕的取名來源，衚衕的大小和數量，衚衕功能和環境；再說文化，總說衚衕文化的性質，“衚衕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接著說明“封閉”的種種具體表現。最後，說明衚衕和衚衕文化的發展趨勢，“北京的衚衕在衰敗，沒落”，“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捲之下，衚衕和衚衕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比如說北京城方正的特點，你看他怎樣說，“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過去拉洋車的，逢轉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著行人。老兩口睡覺，老太太嫌老頭子擠著她了，說‘你往南邊去一點’”。作者就這樣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來，生動有趣，語言也是極其的樸素，使你對北京城的特點有了深刻的印象。更為出奇的是，作者在敘事時，帶有濃厚的抒情筆調。比如，“看看這些衚衕的照片，不禁使人產生懷舊情緒，甚至有些傷感。但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這是直接抒情。“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描寫衚衕的衰敗景象，透露出極其傷感的情緒。文末一句“再見吧，衚衕。”，留戀、傷感和無奈之情交織在一起，難以言說。
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恆美學價值。汪曾祺的散文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他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給人們的視覺建立起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的欣賞，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淨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後。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麼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籲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修下水道了。最初，孩子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看見一輛一輛的大汽車開過來，卸下一車一車的石子，雞蛋大的石子，杏核大的石子，還有沙，溫柔的，乾淨的沙。堆起來，堆起來，堆成一座一座山，把原來的一個空場子變得完全不認得了。(他們曾經在這裡踢毽子，放風箏，在草窩裡找那麼尖頭的綠蚱蜢——飛起來露出桃紅色的翅膜，格格格地響，北京人叫做“卦大扁”……)原來挺立在場子中間的一棵小棗樹只露出了一個頭，像是掉到地底下去了。最後，來了一個一個巨大的，大得簡直可以當做房子住的水泥筒子。這些水泥筒子有多重啊，它是那麼滾圓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動都不動。孩子最初只是怯生生地，遠遠地看著。他們只好走一條新的，彎彎曲曲的小路進出了，不能從場子裡的任何方向橫穿過去了。沒有幾天，他們就習慣了。他們覺得這樣很好。他們有時要故意到沙堆的邊上去踩一腳，在滾落下來的石子上站一站。後來，從有一天起，他們就跑到這些山上去玩起來。這倒不只是因為在這些山旁邊只有一個老是披著一件黃布面子的羊皮大衣的人在那裡看著，並且總是很溫和地微笑著看著他們，問他姓什麼，住在哪一個門裡，而是因為他們對這些石子和沙都熟悉了。他們知道這是可以上去玩的，這一點不會有什麼妨礙。哦，他們站得多高呀，許多東西看起來都是另外一個樣子了。他們看見了許多肩膀和頭頂，看見頭頂上那些旋。他們看見馬拉著車子的時候脖子上的鬃毛怎樣一聳一聳地動。他們看見王國俊家的房頂上的瓦楞裡嵌著一個皮球。(王國俊跟他爸爸搬到新北京去了，前天他們在東安市場還看見過的哩。)他們隔著牆看見他們的媽媽往繩子上晒衣服，看見媽媽的手，看見……終於，有一天，他們跑到這些大圓筒裡來玩了。他們在裡面穿來穿去，發現、尋找著各種不同的路徑。這是橋孔啊，涵洞啊，隧道啊，是地道戰啊……他們有時伸出一個黑黑的腦袋來，喊叫一聲，又隱沒了。他們從薄暗中爬出來，爬到圓筒的頂上來奔跳。最初，他們從一個圓筒上跳到一個圓筒上，要等兩隻腳一起站穩，然後再往另一個上面跳，現在，他們連續地跳著，他們的腳和身體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弧形的坡面，習慣了這樣的運動的節拍，他們在上面飛一般地跳躍著……
(多給孩子們寫一點神奇的，驚險的故事吧。)
他們跑著，跳著，他們的心開張著。他們也常常跑到那條已經掘得很深的大溝旁邊，挨著木欄，看那些奇奇怪怪的木架子，看在黑洞洞的溝底活動著的工人，看他們穿著長過膝蓋的膠皮靴子從裡面爬上來，看他們吃東西，吃得那樣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得那樣香。夜晚，他們看見溝邊點起一盞一盞斜角形的紅燈。他們知道，這些燈要一直在那裡亮著，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夜裡，發著紅紅的光。他們會很久很久都記得這些燈……
孩子們跑著，跳著，在圓筒上面，在圓筒裡面。忽然，有一個孩子在心裡驚呼起來：“我已經頂到筒子頂了，我沒有踮腳!”啊，不知不覺的，這些孩子都長高了!真快呀，孩子!而，這些大圓筒子也一個一個地安到深深的溝裡去了，孩子們還來得及看到它們的淺灰色的脊背，整整齊齊地，長長地連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溝裡填土。
現在，場子裡又空了，又是一個新的場子，還是那棵小棗樹，挺立著，搖動著枝條。
不久，溝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寬廣的，特別平，特別寬的路。但是，孩子們確定地知道，這下面，是下水道。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溼雨沉沉。
寧坤要我給他畫一張畫，要有昆明的特點。我想了一些時候，畫了一幅：右上角畫了一片倒掛著的濃綠的仙人掌，末端開出一朵金黃色的花；左下畫了幾朵青頭菌和牛肝菌。題了這樣幾行字：
昆明人家常於門頭掛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懸空倒掛，尚能存活開花。於此可見仙人掌生命之頑強，亦可見昆明雨季空氣之溼潤。雨季則有青頭菌、牛肝菌，味極鮮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謂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後才有了具體感受的。
我不記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長，從幾月到幾月，好像是相當長的。但是並不使人厭煩。因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並不使人氣悶。我覺得昆明雨季氣壓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草木的枝葉裡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於誇張的旺盛。
我的那張畫是寫實的。我確實親眼看見過倒掛著還能開花的仙人掌。舊日昆明人家門頭上用以辟邪的多是這樣一些東西：一面小鏡子，周圍畫著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個洞，用麻線穿了，掛在釘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極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園的周圍種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籬笆——種了仙人掌，豬羊便不敢進園吃菜了。仙人掌有刺，豬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極多。雨季逛菜市場，隨時可以看到各種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來的時候，家家飯館賣炒牛肝菌，連西南聯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鮮，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須多放蒜，否則容易使人暈倒。青頭菌比牛肝菌略貴。這種菌子炒熟了也還是淺綠色的，格調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雞，味道鮮濃，無可方比。雞是名貴的山珍，但並不真的貴得驚人。一盤紅燒雞的價錢和一碗黃燜雞不相上下，因為這東西在雲南並不難得。有一個笑話：有人從昆明坐火車到呈貢，在車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雞，他跳下去把雞撿了，緊趕兩步，還能爬上火車。這笑話用意在說明昆明到呈貢的火車之慢，但也說明雞隨處可見。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乾巴菌。乍一看那樣子，真叫人懷疑：這種東西也能吃？！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乾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裡頭還有許多草莖、松毛，亂七八糟！可是下點功夫，把草莖、松毛擇淨，撕成蟹腿肉粗細的絲，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會使你張目結舌：這東西這麼好吃？！還有一種菌子，中看不中吃，雞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塊銀圓那樣大，滴溜兒圓，顏色淺黃，恰似雞油一樣。這種菌子只能做菜時配色用，沒甚味道。
草巷口往北，西邊有一個短短的巷子，我的一個堂房叔叔住在這裡。這位堂叔我們叫他小爺，他整天不出門，也不跟人來往，一個人在他的小書房裡擺圍棋譜，養鳥。他養過一隻鸚鵡，這在我們那裡是很少見的。我有時到小爺家去玩，去看那隻鸚鵡。
小爺家對面有兩戶人家，是種菜的。
由小爺家門前往西，幾步路，就是陰城了。
陰城原是一片古戰場，韓世忠的兵曾經在這裡駐過，有人撿到過一種有耳的陶壺，叫做“韓瓶”，據說是韓世忠的兵用的水壺，用韓瓶插梅花，能夠結子。韓世忠曾在高郵屬境擊敗過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郵城外。有人說韓瓶是韓信的兵用過的水壺，似不可靠，韓信好像沒有在高郵屯過兵。
看不到什麼古戰場的痕跡了，只是一片野地，許多亂葬的墳，因此叫做“陰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開出來種麥子，挖了一大片無主的墳，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麥子沒有種成，陰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墳累累，雜草叢生。
我們到陰城去，逮螞蚱，掏蛐蛐，更多的時候是去放風箏。
小時候放三尾子。這是最簡單的風箏。北京叫屁股簾兒，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葦篾子紮成一個幹字，糊上一張紙，四角貼“雲子”，下面粘上三根紙條就得。
稍大一點，放酒罈子，篾架子紮成紹興酒罈妝，糊以白紙，紅鼓，如鼓形；四老爺打麵缸，紅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爺的腦袋——一個戴紗帽的小丑；八角，兩個四方的篾框，交錯為八角；在八角的外邊再套一個八角，即為套角，糊套角要點技術，因為兩個八角之間要留出空隙。紅雙喜，那就更復雜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風箏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綴很長的麻繩的尾巴，這樣上天才不會打滾。
風箏大都帶弓。幹蒲破開，把裡面的瓤颳去，只剩一層皮。葦稈彎成弓。把蒲繃在弓的兩頭，縛在風箏額上，風箏上天，蒲弓受風，汪汪地響。
我已經好多年不放風箏了。北京的風箏和我家鄉的，我小時糊過、放過的風箏不一樣，沒有酒罈子，沒有套角，沒有紅鼓，沒有四老爺打麵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兒。我的家鄉沒有沙燕兒。
結束語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巨集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誇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誇、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迴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後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去畫馬鈴薯圖譜。我從張家口一清早坐上長途汽車，近晌午時到沽源縣城。
沽源原是一個軍臺。而軍臺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兩路專為傳遞軍報和文書而設定的郵驛。官員犯了罪，就會被皇上命令發往軍臺效力。我對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麼品級的官員，犯了什麼樣的罪名，就會受到這種處分，但總是很嚴厲的處分，和一般的貶謫不同。然而據龔定庵說，發往軍臺效力的官員並不到任，只是住在張家口，花錢僱人去代為效力。我這回來，是來畫畫的，不是來看驛站送情報的，但也可以說是效力來了，我後來在帶來的一本《夢溪筆談》的扉頁上畫了一方圖章：效力軍臺，這只是跟自己開開玩笑而已，並無很深的感觸。我戴了右派的帽子，隻身到塞外這地方在外長城北側，可真正是塞外了來畫山藥(這一帶人都把馬鈴薯叫作山藥)，想想也怪有意思。
鋪了稻草，暄騰騰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會有憧憬，會有好奇，遠方是怎樣的概念？是像烏鎮那樣寧靜，還是麗江古城那般熱鬧？生活好似細水長流，一點點一點點的，慢慢讓它積成一汪清泉，然後沉澱，只留下最觸動心絃的那些……
不過也還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難受，屋裡不升火。晚上脫了棉衣，鑽進冰涼的被窩裡，早起，穿上冰涼的棉襖棉褲，真冷。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獨石口廳。龔定庵說他北行不過獨石口，在他看來，這是很北的地方了。這地方冬天很冷。經常到口外攬工的人說：冷不過獨石口。據說去年下了一場大雪，西門外的積雪和城牆一般高。我看了看城牆，這城牆也實在太矮了點，像我這樣的個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牆頂了。不過話說回來，一人多高的雪，真夠大的。
這城真夠小的。城裡只有一條大街。從南門慢慢地遛達著，不到十分鐘就出北門了。北門外一邊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馬;一邊是一個水塘，有一群野鴨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門口遊著野鴨子，城中安靜可知。城裡大街兩側隔不遠種一棵樹楊樹，都用土墼圍了高高的一圈，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為了遮風，但都極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處牆角竟發現了幾叢波斯菊，這使我大為驚異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見的。每到夏秋之際，總是開出很多淺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單薄，葉細碎如小茴香，莖細長，微風吹拂，姍姍可愛。我原以為這種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長，沒想到它在這少雨多風的絕塞孤城也活下來了。當然，花小了，更單薄了，葉子稀疏了，它，伶仃蕭瑟了。雖則是伶仃蕭瑟，它還是竭力地放出淺紫淺紫的花來，為這座絕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顏色，一點生氣。謝謝你，波斯菊!早起一睜眼，窗戶紙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後園去折臘梅花、天竺果。明黃色的臘梅、鮮紅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臘梅開得很長，天竺果尤為耐久，插在膽瓶裡，可經半個月。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懶覺。棉衣在銅爐子上烘過了，起來就不是很困難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熱熱的，穿進去真是舒服。
我坐了牛車到研究站去。人說世間三大慢：等人、釣魚、坐牛車。這種車實在太原始了，車軲轆是兩個木頭餅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餅子車。真叫一個慢。好在我沒有什麼急事，就躺著看看藍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樣的大地這真是大地，大得無邊無沿。
我在這裡的日子真是逍遙自在之極。既不開會，也不學習，也沒人領導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著露水，掐兩叢馬鈴薯的花，兩把葉子，插在玻璃杯裡，對著它一筆一筆地畫。上午畫花，下午畫葉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馬鈴薯陸續成熟時，就畫薯塊，畫完了，就把薯塊放到牛糞火裡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過幾十種不同樣的馬鈴薯。據我的品評，以男爵為最大，大的一個可達兩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黃如蒸慄，味道也似蒸慄;有一種馬鈴薯可當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個雞蛋大不了多少。夜雨初晴，草原發亮，空氣悶悶的，這是出蘑菇的時候。我們去採蘑菇。一兩個小時，可以採一網兜。回來，用線穿好，晾在房簷下。蘑菇採得，馬上就得晾，否則極易生蛆。口蘑幹了才有香味，鮮口蘑並不好吃，不知是什麼道理。我曾經採到一個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蓋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則菌蓋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貴的，不易遇到。年底探親，我把這隻親手採的白蘑帶到北京，一個白蘑做了一碗湯，孩子們喝了，都說比雞湯還鮮。
沽源盛產莜麥。那一年在這裡開全國性的馬鈴薯學術討論會，與會專家提出吃一次莜麵。研究站從一個叫四家子的地方買來壩上最好的莜麵，比白麵還細，還白;請來幾位出名的做莜麵的媳婦來做。做出了十幾種花樣，除了搓窩窩、搓魚魚、貓耳朵，還有最常見的壓餄餎，其餘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麵的湯汁也極精彩，羊肉口蘑潲(這個字我始終不知道怎麼寫)子。這一頓莜麵吃得我終生難忘。
一天，一個幹部騎馬來辦事，他把馬拴在辦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過去看看這匹馬，是一匹棗紅馬，膘頭很好，鞍韉很整齊。我忽然意動，把馬解下來，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來，沒想到這平平的細沙地上騎馬是那樣舒服，於是一抖韁繩，讓馬快跑起來。這馬很穩，我原來難免的一點畏怯消失了，只覺得非常痛快。我十幾歲時在昆明騎過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舉，是可一記。這以後，我再也沒有騎過馬。
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出去，走得很遠。忽然變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來，雲頭在天上翻滾，堆著，擠著，絞著，擰著。閃電熠熠，不時把雲層照透。雷聲訇訇，接連不斷，聲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渾厚沉雄，威力無邊。我仰天看看凶惡奇怪的雲頭，覺得這真是天神發怒了。我感覺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恐懼。我一個人站在廣漠無垠的大草原上，覺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點。
我快步往回走。剛到研究站，大雨下來了，還夾有雹子。雨住了，卻又是一個很藍很藍的天，陽光燦爛。草原的天氣，真是變化莫測。
天涼了，我沒有帶換季的衣裳，就離開了沽源。剩下一些沒有來得及畫的薯塊，是帶回沙嶺子完成的。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有機會到沽源去了。
祁白水是日照文化學者，他在《齊魯晚報·青未了》副刊的名家側影設有專欄。而我又是一個愛讀書的人，想從現代名家學起的人。白水老師從側面介紹名家，我就從正面學習名家。一側一正，就全面了。相得益彰，相輔相成，豈不兩全其美。慢慢地，我就形成了無法改變的習慣。
從今年五月份開始，我先後跟著白水老師學習了流沙河、何立偉、阿城、王兆軍、劉玉堂、趙德發、魯迅、汪曾祺、周作人、孫犁等現代當代名家的諸多作品。而讓我最感興趣投入全部精力最深入學習的有魯迅的雜文、趙德發的小說，還有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老先生在小說、散文、繪畫、戲劇、美食、書法等方面皆有較高造詣。他的作品大多數是談飲食，談草木，談文化，談民俗，談花鳥蟲魚、敘師生情，寫凡人瑣事，雅俗共賞，有著“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懷”。
汪老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深神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他說過：我希望把散文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老的散文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說話，雖百事雜陳，但饒有興味。
汪老在《蒲橋集》自序上說：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常常道：我是歪才，善能胡謅。
他善於以個人的細小瑣屑生活為背景，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巨集大敘事”。他善於以平實委婉而富有彈性的語言，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抨擊了誇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名士風散文的魅力。汪老的文學主張讓真善美來自生活，恬淡和雍容迴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局面，功不可沒。
他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寫出來的文章卻發人深思。他的作品無論是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再到花草蟲魚，瓜果食物，無所不涉，都能信手拈來。文如其人，源於汪老心境的淡泊和他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情釋然。
喜歡汪曾祺就要多讀他的作品，先去了解他的家世。汪老的祖父是清朝末期的拔貢，拔貢就是可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祖父文章寫得很好，喜歡收藏古董字畫。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祖父就是很有名的眼科醫生，開了兩家藥店，信儒學佛。汪曾祺的父親是溫爾文雅、恬然隨和的人，很少見他發脾氣，從來不對子女疾言厲色的。他是畫家，畫寫意花卉，會刻圖章，初宗浙派，更喜歡藏石。父親是心靈手巧的人，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所不通。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成為沈從文的學生。他的創作風格是受沈從文影響的。他倆都是小說見長，善於寫人狀物，善於把自己的情感深藏在人和事之中，具有天然的隨機性。小說創作“要貼著人物走”，小說里人物才是主要的、主導的，不能離開人物去抒情、發議論。所寫之景，既是作者之景，也是人物之景，也就是“氣氛就是人物”。還有兩個人對話越平常，越簡單越好。
汪老曾說：我是極為平常的人，我沒有深奧獨特的思想。我寫的小說都是平常事、普通人、小人物，因為我對這些人和事比較熟悉。什麼是現實主義？就是真實地寫出自己所看到的生活，不要搞得太複雜。想象和虛構的來源還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積累，二是對生活的思考。寫作題材是可遇不可求的，具有偶然性。
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矮紙集》《旅食小品》《汪曾祺小品》等。其中《逝水》一文，就是看著平淡似水，卻能暖暖地流入讀者內心深處。汪曾祺曾說：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我是安於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不會有什麼驚心動魄的故事，從小小的“熟悉”到大大的“熟習”。這都源於他深厚的國學底子，出色的古文修養，還有對民間文化的天然親和。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於不經心不刻意傳神妙筆，直接墊高了他的創作高度。
《汪曾祺小品》由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有《用韻文想》《吃食與文學》《小說的散文化》《七十書懷》等。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並不是自娛一己的性情，而是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於世道人心有補，對社會人生有益，決不要把個人和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
汪老的小說創作充滿了中國味兒。他對傳統文化有著痴迷的熱愛，在創作上追求現實主義，讓他的作品融入民族傳統中。他以近乎虔誠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汪曾祺小說中流溢位美的品質，他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在展示美與健康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醜惡發出深沉的喟嘆，對那些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也有鍼砭，但同情與悲憫多於批判。汪老常說：我的小說多是在茶館裡泡出來的，在鹹菜缸裡醃一醃就出來了。小說代表名篇有《受戒》《異秉》《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等。
《汪曾祺：文與畫》是一本藝術小品合集，內有大量優美飄逸的字畫。他的書法和圖畫，疏朗清淡、賞心悅目，圖文互為補充，彼此添色，相映成趣，更增品位。汪曾琪作畫蘿蔔白菜，俱收筆端，自娛自樂，陶醉於“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他的花鳥畫作，如嶺上白雲飄逸，高潔、空靈。汪老也有遺憾，遺憾的是自已沒成為畫家。
他的文學評論集《晚翠雜談》，1988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是“小說家談小說”叢書。內有部分作品自序、小說筆談、小說創作隨談、小說技巧常談，還有關於小說語言、淺談雜書、我和民間文學等篇。
他是京劇劇本《沙家浜》《范進中舉》的主要編者之一。他的文集有《汪曾祺自選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汪老不僅是在散文、小說方面頗有建樹，對飲食文化也頗有研究，在參與實踐過程中不斷創新。他說：大菜名菜，寫的人不吃，吃的人不寫。我是寒士，就寫平民百姓喜歡吃的，寫鄉土味很濃的風味小吃。小到各地的鹹菜、豆腐、實菌、麵食，無所不通。他喜愛喝酒，酒後就會文如泉湧，抽起煙來更見其神韻風度，俗話說“煙出文章，酒出詩人”，這也與他的豪爽、灑脫的性格有關吧！
“人走魂在”，汪老已經離開我們近二十年了。汪老人格魅力為什麼超過他在世的時候，感召著後人？他的作品為什麼能打動著我，為什麼能讓我靜下心來讀懂它，這與他作品的內涵是分不開的。經過二十多天的學習，我認為是汪老的文學作品不脫離當今社會，有著時代性與親民性。汪老的人格操守影響著我們。他的作品深入人心、經久不衰，充滿了鮮活強勁的生命力。為推動了文學真正迴歸人學、迴歸生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功莫大焉、
江蘇省高郵市成立了汪曾祺文學研究會，為保護汪曾祺這一文化品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上海的施行老先生成立了“汪曾祺之友”微信文學沙龍，為全國各地的“汪迷”在一起研究討論汪曾祺的人品、作品，提供了交流的平臺。當我把這篇文章發表在新浪部落格後，意外的是“汪曾祺之友”的文友看到並給我留下評論。在茫茫的博海中，我們能夠相遇，是多麼難得多麼珍貴，讓我深深地驚喜著、感動著！
更為驚喜的是，汪曾祺夫人施鬆卿的侄子———85歲高齡的施行老先生知道我是“汪迷”後，我們加了微信好友。我把《走近汪曾祺》和《隨遇而安》兩篇文章發到他的郵箱裡，施老看後給我提了二合一建議，鼓勵我修改好後再發給他。這對於我來說，是多麼的激動和自豪呀！
喜愛讀書，讓我有了最好的遇見。不期而遇的相逢最真最美。讓我們靜下心來讀書吧！讀書就是和高尚的人說話。我的讀書才剛剛開始，我讀汪曾祺只是冰山一角，所瞭解汪老的人品、作品也微不足道。今後的日子裡，我還會在施老指引下，和廣大“汪迷”在一起，學習研究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不為別的，只為內心裡的喜歡。可以這樣說，我是發自內心真心地喜歡敬重汪老。
學識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