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漢武帝開始圖形。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簡介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的統治政策。易白沙將其曲解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説受到重視。
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衞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罷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説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內容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説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説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着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説，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採納丞相衞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后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繫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產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法家代表之一的韓非在他的論著中認為：現有社會局勢混亂，割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需要君王統一國內一切力量來維護統治，這便需要有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來輔助君王王統治國家，擴大領土。同時在當時社會中農業自然經濟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發展，同時作為社會中主要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鎮壓農民的反抗，來維護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
公元前140年，丞相衞綰對漢武帝説，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説。以後，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學説，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確立是到了隋唐時期。
影響與作用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 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峯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説“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置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學識谷
